世界最惨，哈佛大学教授卧底美国贫民窟，揭穿美国发达假象

小板凳已经搬好了，我有瓜子，各位有故事吗？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阅读小编的文章，今天小编要讲述的就是非常热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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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马修戴斯蒙，为研究美国贫穷问题深入贫民小区，花费数年卧底，写出了底层的真实困境。（图／pxhere）哈佛社会学家花费数年，亲身住进两个底层小区、采访三十多名房东、出席一千多场法庭，真实报导了美国底层的居住现状，并集结成书。他撼动人心的作品荣获2017年普立兹奖，比尔盖兹并将其选入年度五大好书之一！究竟穷人为何会深陷贫困泥淖不得安居？以下选摘描述了他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开端…从小我有一名牧师父亲，而四处打工的母亲则是标准的劳碌命。家中的金钱从不宽裕。有时候瓦斯被切掉，母亲就会在烧柴的炉子上弄晚餐。如何持家她心里有数，毕竟她幼时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的家对门就是个垃圾场，后来甚至连旧金山恶名昭彰的福特饭店，她都「有幸」住过。她没有自甘堕落，也希望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以奋发向上。虽然她跟我爸爸都没有能力帮忙出钱，但她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念到大学。我父亲会以他的方式，让我们把这点牢牢记在心田。每当我们开车经过一排弯着腰在烈日下挥汗做着「烂」工作的人，我爸爸就会转头问我们说：「你们会想一辈子那样吗？」「不会。」「那就要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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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感谢有这里一个学贷跟那边一些奖学金，我成功进入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那儿开车从我家温斯洛过去要四个小时。当时我想的是当个律师，所以我选了传播、历史与司法等课程。在这些课堂上，我开始学习到很多事情。我开始发现这世界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爸妈、主日学老师、童子军队长说给我听的美国，一个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彼此格格不入。贫穷渗透美国之深，蔓延之广，真的在已开发国家中「无人能出其右」吗？美国梦真的已经变成了少数幸运儿的专利了吗？有了这种疑问的我开始在工作或研究之余翻找图书馆里的数据，我想知道美国作为我的家乡，究竟还是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刻，银行夺走了我从小长大的家。一个朋友跟我开了四小时的车回到老家，就为了帮忙我爸妈搬家。我记得那股深沉的哀伤与难堪。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一切。但或许是有某种东西开始在我内心发酵，于是在回到了校园里之后，我发现自己竟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加入当时女友的行列，一起跟「国际仁人家园」盖起了房子。然后我开始每个星期有几天晚上会跟在坦佩市米尔大道上的游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认识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们风趣，他们真心、他们苦于各自的问题。毕业之后，我感觉到一股使命要去了解美国的贫穷问题，因为在我眼中，贫穷才是许许多多问题与苦难的核心，而社会学又应该是最适合研究这一点的领域。于是我申请进入了威斯康辛大学的博士班。威斯康辛大学的所在地是麦迪逊，也就是老密尔瓦基人口中「被现实包裹住的方圆三十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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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以博士生的身份研究贫穷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的文献在描述贫穷，解释不平等的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两点。其一是我们看似无法控制的「结构性因素」：比方说种族歧视的「历史共业」，或者是经济上的转型与变迁。第二点则强调「个人的不足」- 这包括文化上的习性，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资本」的匮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较青睐第一种解释，而保守派则钟情第二种。对我来说，两种解释都没有搔到痒处。我认为这两种看法不论哪一方，都把低所得的家庭当成「检疫中的动物」看待。在许多以单亲妈妈、帮派成员、无家可归者为题的著作里头，社会学者跟采访人员笔下的穷人都好像独立于社会存在一样。穷人被说成是「透明人」，或者会被归为「另一个（平行）美国」的存在。贫民窟就像是「城中之城」。穷人被屏除在不平等的讨论范围之外，彷佛我们觉得富人跟中产阶级的生计息息相关，而其他人包括穷人则可以忽略不计似的。那些随便一个动作就能影响到低所得家庭跟穷困小区的富人，他们在哪儿？那些就是因为拿穷人开刀而致富的人，他们在哪儿？我纳闷的是我们是不是光忙着记录穷人如何打平收支，却忘了问：他们的账单金额为什么如此之高？也忘了问他们的钱都流到哪里去了？我想要写一本书谈贫穷，但我不想把重点只集中在「穷人」跟「穷地」之上。我在想贫穷是一种关系，而这关系里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对我来说想了解贫穷，就不能不了解这段关系。这样的想法让我出发，让我踏上了探寻之旅。我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过程将穷人跟富人绑在一起，有没有一种过程里可以观察到穷人与富人的相互依赖与挣扎。驱离，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二○○八年五月，我搬进了托宾的拖车公园，机缘是我在报纸上读到了说里头的居民将面临大规模的驱离。后来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托宾最终将拖车公园出售，连尼跟办公室苏西则搬往别处）。虽然驱离没有发生。但我还是在那儿待了下来，因为我发现那儿可以认识很多收到粉红色（驱离）通知的朋友。还有就是住在那儿方便我追踪托宾跟连尼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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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拖车在公园里是公认的「高档」货。除了干净以外，我的这个「家」还有木作的外墙跟厚实的锈橘色地毯。问题是我在那儿住了四个月，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热水。为此我反应过不止一次，但托宾跟连尼始终不当回事，我热水器的烟囱就这样一直没人去修。我甚至挑明了我是个作家，然后他们跟拖车公园都是我书中的内容，但他们还是依然故我，无动于衷。要是我硬开热水器，那一氧化碳就会直接灌进拖车里。办公室苏西有试着修过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烟囱底下一卡，然后就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实热水器跟烟囱之间还有两英寸（约五公分）的空隙。对我来说，民族志是你想要了解某群人时所做的事情。你要让他们的生活变成一个模子，然后让你的生活完全变成他们的形状。要做到这样，你首先要跟你想了解的族群打好关系，长时间追踪、观察、体验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包括跟他们工作在一起、玩在一起，尽可能把他们的行动与跟人的互动记录下来，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们、说话像他们、思考像他们、对事物的感受也像他们为止。在我「这一行」里，直接住在你要调查的「田野」里，对工作的成果会有很大的帮助。只有住在现地，你才有可能身历其境地获得「浸入式」的体验。说得更实际一点，你永远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大事。租一辆拖车，我可以认识一大群人，可以听到许多八卦传闻，可以对租户担心的事情感同身受，还可以学着从他们的角度看事情。总归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观察这群人的日常生活…在消息传出说我有兴趣跟有遭驱离经验的人聊聊之后，潘去要到我的号码，然后自己打了电话过来。我们见过面的几天之后，我开始追踪她的状况，主要是看她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潘跟史考特提了我的研究，然后史考特要我去他的拖车面谈。一天早上我去赴约，只见史考特踏出门外说了句：「我们散个步吧。」然后他又说：「嗯，我就挑明了说吧。我当过十年护理师，但后来我染上了止痛剂的毒瘾，然后就什么都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车子，我的家，全都没了。」怎么会有人在一个拿着记事板跟原子笔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自己的丑事都交代了，至今仍是个谜。怎么会有人自己敞开大门给人进去，我到现在也还弄不清。对于处在流浪边缘租客而言，好处除了实质的东西，像是有电话可打或有车可用以外，还有一种是无形的，心理上的好处。好几个当事人管我叫他们的「心理医生」。但他们掏心掏肺的心理阀门较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底层的人常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讲再多又会怎样。有天晚上在阿迪亚康复之家，也就是史考特清醒地住过好几个月的那个地方，史考特用头指了指在记事板上振笔疾书的我，丢了个问题给对匿名戒酒会的铁杆成员安娜阿迪亚：「马修在这儿会让你紧张吗？」「三八，不会啦，」安娜说。「我早就没秘密了啦。」史考特呼应说：「没秘密加一。你懂的。什么尊严，啥都没了还管什么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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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 哈佛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正义与贫穷计划」（Justice and Poverty Project）的共同主持人。他曾经是哈佛学人协会的成员，也以作者身分完成了获得奖项肯定的《火线之上》（On the Fireline），以及另外两本以种族为题的共同著作。再来就是他曾经编辑过一系列聚焦美国经济剥夺惨况的学术研究。他的研究工作曾获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罗素赛吉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补助，同时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等大型媒体都曾刊登过他的文笔。二○一五年，戴斯蒙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有「天才」研究补助金（Genius grant）美誉的「麦克阿瑟学人奖」（MacArthur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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