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戚家军”的五条秘诀绍五行属什么

常胜“戚家军”的五条秘诀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军事家戚继光，其亲手创建的“戚家军”，南征北战四十余年，南平倭寇，北镇蒙古，援朝抗倭，战无不胜。戚继光还积极推动冷、热兵器的创新发展和编组应用，结合战争实践，编写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被后人列入“中国古代十大兵书”，堪称中国古代兵学向近代兵学转型的重要代表人物。
而戚继光之所以能够锻造一支常胜之师，与其重视练兵备战是分不开的，其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严格兵员选拔标准。兵不在多而在精，明朝中后期军户和卫所制度早已千疮百孔，明军战斗力极为低下，士兵往往遇敌即逃。曾有一股不足百人的倭寇竟长驱直入杀到明陪都南京，12万明军束手无策，最后虽将其全歼，但自身伤亡却高达数千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29岁的戚继光调任浙江宁（波）绍（兴）台（州）参将，深知明军积弊的他，在直浙总督胡宗宪的支持下，决心另辟蹊径、重新招兵、编练新军。戚继光不单纯依据武艺高低选拔士兵，他在《纪效新书》中总结道，士兵不能选“城市油滑之人”或“奸巧之人”，最好是那些民风彪悍、深知民间疾苦、对倭寇有切肤之恨的“乡野老实之人”，因此他避开绍兴等经济发达地区，专门到义乌选拔了四千体格健壮、富有血性胆气的农民和矿工，按照“把、哨、旗、队”等新编制组建成军。从兵源入口严格把关的同时，戚继光还针对新兵个性特点，依据“藤牌宜于少年便捷，狼筅、长牌宜于高大雄伟，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的原则，因材施教、分配战斗任务。并针对明军其他部队“将不知兵”的问题，按照“把选哨、哨选旗、旗选队、队选兵”的方法，放手让各级军官自行任命熟悉信任的下属，下级出事则由负责选拔的上级负责，既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又落实了各级军官的责任。
积极装备新式武器。戚继光为对付倭寇锋利的日本刀，专门发明了狼筅这种特种兵器，选用南方质地坚实的毛竹制成，长度超过三米，将竹端削尖，并保留四周尖锐的竹枝，可刺可扫，不惧日本刀的砍削。同时，明代正处于冷、热兵器交替的时期，当时倭寇通过引进欧洲先进火器，对明军形成很大的火力优势，戚继光在实战中深刻认识到新式火器的威力，于是按照“旧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设之，原未有者创造之”的原则，大力提高明军火器的威力和数量，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雷——“自犯钢轮火”，内装火药、钢轮和打火石，埋设于敌进攻必经之地，比欧洲人发明地雷早了三百多年。“戚家军”在南方抗倭时火器装备率已达部队编制的一半以上，在北方抵御蒙古时更是达到七成以上，取得明显的装备优势。
因敌制宜创新战法。明军多由军户或临时招募的士兵组成，以往训练多只注重个人武艺、单兵作战，而倭寇都是受利益驱使的亡命之徒，骨干成员多为日本久经战阵的落魄武士、刀法精熟，装备的日本刀也比明军军刀精良，单兵作战能力极强。戚继光认为明军士兵仅靠短期训练、单打独斗难以胜过倭寇，必须创新战法，通过阵法形成合力，以便扬长避短、克敌制胜。于是戚继光针对东南沿海滩涂较多、倭寇喜欢小股突击的特点，独创了新式阵法“鸳鸯阵” 。这种阵法左右对称，以12人为一队，接敌时，2名藤牌手在前遮挡敌箭矢和流弹，并投掷标枪逼敌惊慌躲闪，后面2名狼筅手趁机用狼筅将敌人扫倒，左右共4名长枪手负责照应前面的藤牌手和狼筅手，并趁机刺杀倒地的倭寇；最后2名镗钯手作为第二线攻击力量，并保护本队后方和翼侧；1名队长和1名伙夫则居中配合作战，这种阵法长短兵器结合、攻防兼备、刺扫兼顾、灵活多变，可根据战场需要变化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等多种形式，成为“五行阵”“两仪阵”及“三才阵”，有效克制倭寇优势的发挥。
面向战场为战而练。戚继光从残酷的战争中深刻认识到“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因此其练兵、著书唯求实用。一方面，戚继光从实战出发从严练兵。他不仅要求“平时所学的号令营艺，都要照临阵一般”，果断删除不符合实战要求的训练内容，还要求士兵平时训练所用武器、负重都要大幅超出战时分量，以便到了战时，力量“用上五分之一，便能以一敌五；用上一半，便能所向无敌” 。戚继光五十多岁时，还亲自到步兵队充当队长进行训练示范。另一方面，戚继光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提高训练成效。他定期对官兵的各项技能进行考核，并区分上、中、下三等九则进行记录归档，成绩优秀的可得到赏银和升职，反之就降级或处罚，甚至被革退。
依法治军从严执纪。戚继光为迅速扭转当时明军军纪涣散、临阵脱逃等顽疾，采取了现在看来很残酷的平战一体的“连坐法”，规定战时一人退却斩一人，全队退却斩队长，队长战死全队退却则全部斩首，甚至“一伍内，二人犯，连坐伍长，三人犯，伍长同罪；一队内，二伍各有犯，连坐队长” 。但同时，戚继光也注重给初犯的士兵改过自新的机会，并坚持治军先治官，对自己的亲属也一视同仁，曾因儿子和舅父的违令行为而严加制裁之，甚至传说其儿子因违反命令追击逃敌而被处死、引发争议。虽然“连坐法”的实施确有不人性之处，但通过实施该法，戚继光整肃了军纪，“戚家军”全体官兵实现了“集体负责”、互相监督，很快执行命令宛如一人，是其能够取得显赫战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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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常胜“戚家军”的五条秘诀绍五行属什么】1976年3月的一天，甘肃镇原县城关镇富坪村，村民老王家盖新坯房。那时候，盖房子要请人打土坯，大家在取土时挖出一块巴掌大的铜板，上面密密麻麻刻的都是字，老王拿来让人看，可大家都摇头不认识。这时，有人说：这个铜板可能是个文物，下面说不定有墓。并建议老王赶紧上报。老王听了，自觉有道理。于是，立刻向村里的领导作了汇报。不久，县里的文化馆的考古专家来到现场，经过地形勘查和对老王上交的铜板研究，确定这是一座秦代的古墓。经过几天的挖掘整理，除了出土几件陶器外，并无发现有价值的文物。专家初步估计，这座古墓可能早己被盗过。老王上交的这块铜版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150克。铜板上阴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五行共四十字，秦篆，字迹清晰，线条流畅纤细，以青铜铸造。专家称其为“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 。诏文的大意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并了各国诸侯，统一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立称号为皇帝了，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把全国的法律、度量和各种制度都明确统一起来。这一诏书，是以皇帝的身份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此时，大秦帝国刚刚吞并了六国，百废待兴之机，秦始皇就下诏书，可见秦始皇对统一度量衡的重视程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把原来由商鞅制定的己在秦国实行了100多年的度量衡制度，用法令推至全国。当时，他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并命人把度量衡制度铸刻在量、衡器上，或刻在铜版上，然后再镶嵌在量衡器上，作为使用的凭证，并发到全国各地，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国家的标准器具。那么，这块铜诏书怎么会出现在镇原县呢？据《镇原县志》记载：“秦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 。鸡头山即镇原县境内，可见，秦始皇二十六年颁布铜诏书，一年后即来到当时的北地郡进行治理和巡查，足见皇帝对此地的重视。考古专家判断，镇原县出土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当时应该是钉在官定的木容器上或者是嵌在铁量、衡器上的。绍版上原有四钉孔，出土时两孔己残。铜诏版上的文字是篆书，当时秦始皇命丞相李斯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书为主体，变大篆为小篆，淘汰了不合规范的其它地区的异体字，把小篆作为标准文字，而这枚铜诏版上的诏文正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铜诏文旳字体笔画折多转少，结构渐方，疏密有致，跌宕起伏，是难得的秦硬笔书法的典范作品。这枚铜诏版在中国青铜铸冶史上有着特殊价值，是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的珍贵实物。1996年，“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珍藏在镇原县博物馆。#历史# #文物#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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