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言论｜米特尔曼：现代大学的宗旨之争

大学的梦想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引入歧途？如今大学在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同时，却正在偏离核心使命。大学正在接受一种新形式的功利主义，一种偏重市场力量而非学术价值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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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写给《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封信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批评了那些将教育专业化凌驾于“对价值的理解和鲜活的感受”之上的支持者。他坚持认为，专业化可以培养出“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Albert Einstein， “Education for Independent Though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1952， http：//mczcm.wordpress.com/2006/12/19/albert-einstein-education-for-independent-thought/(accessed October 4，2013).。可贵的教育培养了爱因斯坦认为“宝贵”的能力：欣赏美和道德。
与在他之前的经典著作《大学的使命》（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José Ortega y Gasset，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trans. Howard Lee Nostrad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在反思英国和德国的教育传统时，奥特加强调了大学改革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总体宗旨是密切相关的这一关键问题。用他的话说：“大学改革的根源就是对其宗旨的完整表述。除非改革从清晰、果断、真实地审查其使命问题开始，否则对我们这所房子的任何改变，修缮或调整都将是爱的徒劳”（第36页）。对奥特加来说，“这所房子”只是国家实体的一部分；他认为，必须从国家角度来理解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在1930年起草了这一声明，当时正值民族主义时期，也是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作者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一样，爱因斯坦把普及思想和美学列为头等大事。他认为专业学习和专业分工确有其价值，但并不重要。然而，大多数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这其中的原因包括，大学对准市场回报（以短期业绩指标来衡量）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对找到有偿工作的担忧；鼓励快速发表的激励机制，即看重刊发在知名出版物上的文章和著作数量，这些出版物的评审倾向于奖励晦涩难解和作者集体自引的文章。虽然世界需要优秀的外交官、医生、牙医、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但大学不仅要培养实用技能，还要培养对伦理、历史和审美的感知力。
我想说的是，高等教育与其他行业不同。大学服务于公众利益，其学术价值至关重要。虽然创造新的知识和培育后代可以造福整个社会，但这种崇高理想必须与现实挑战相调和。随着大学的发展，其宗旨已成为实践的目标。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通过回顾现代大学的传统宗旨来审视这些问题。本章的第一节将为后续的详述提供一个概况；第二节旨在理解这些相对立的大学宗旨；第三节我们将评估主流观点是如何被转化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第四节探讨了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最后，我们盘点了那些正在重塑高等教育的发展原则。
大学的历史使命
从历史上看，大学促进了学生心智的发展，帮助人类去理解外部世界。知识领域是浩瀚的，人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厘清他们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境遇。高等教育引导着我们去发现这些相互作用。从19世纪开始，许多（非所有）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为了培养学生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心。这些机构的主要宗旨是让学生能够提出深刻的问题并寻求其意义所在。
也就是说，大学为不同类型的知识提供了空间，既包括那些没有任何明显用处的、大而华丽的理论，也包括试图解决日常生活中棘手问题的其他形式的探究。所以，不同形式的知识既可以丰富人们引以为傲的传统，也能帮助我们应对艰难的过去。大学将文明的价值观代代相传，但大学也可能会破坏这些价值观。学者们的职责就是颠覆现有的知识，这扰乱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必须重构主流范式，他们必须提供新的知识，其中一些可能是另类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是值得捍卫的特殊领域，因为统一的思想会排除异议，限制未来的可能性。但这种自由并不会被自动赋予或支持。关于价值观和社会公正的公开辩论权利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权利需要保护。它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
对于学者来说，努力珍惜学习机会和激发想象力是穷其一生的使命。大学的理念是推崇终身学习。在纽曼和与之志同道合的思想家们看来，这种教育能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纽曼的传统观点过时了吗？大学久经考验的优先事项有没有发生改变？应该如何更新这些优先事项？对它们进行完善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纽曼对国家与大学关系的思考尚不成熟。此外，高等教育在权力和市场方面的作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之相关的争论纷至沓来。这一点在当代欧洲大学表现明显，欧洲大学的发展已经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进程。
纽曼对教学的重视给后世的高等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语言学者兼政治理论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开创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Daniel Dye， unpublished background paper， February 7，2012.。作为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宗教和文化司（Section for Education，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the Prussia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司长，洪堡领导了高等教育改革。他认为大学的主要宗旨是促进科学，继而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从这一信念出发，洪堡在柏林大学组建了由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支持通识教育，为进入专业阶段学习的学生提供研究机会Christophe Charle， “Patterns，” in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3：Universit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1800-1945)， ed. Walter Rüegg (Cambridge：Cambridge Press， 2004)，47-48.。大学推崇学术发现的精神，提供神学之外的博士学位（在当时是第一也是唯一的学位），但作为高级学位的候选人，他们可以获得非官方的第一学位Daniel Fallon， The German University：A Heroic Ideal in Conflict with the Modern World (Boulder：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0)，33-34，38-39.。此外，洪堡模式（Humboldtian model）的研究型教育强调学术自由，即学者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个人权利以及教师管理自身事务的集体权利。在19世纪，这种理想来源于教学自由（Lehfreiheit）和学习自由（Lernfreheit）的原则。这种高等教育的概念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包括法国，但法国拿破仑式的国立专业大学（grandes écoles）与德国改革者所倡导的结构并不相同Charle， “Patterns，” 33-82.。
在大学宗旨的演变过程中，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这些被普遍采用的国家参照体系都是值得关注的。当然，这些体系也存在地方上的差异。牛津和剑桥绝不是彼此的复制品，英国其他大学之间的差异就更显著了。毫无疑问，在民族主义的时代，大学使命的国家特点不断丰富，他们被周围更大的社会经济环境所侵润。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教育工作者们表达了大学的全球理想。国家教育和跨国教育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外部元素与地方动力相融合，尽管这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21世纪初制定的使命宣言说明教育政策的范围已经被扩大到国界以外，有时会引发那些将民族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作为高等教育支柱的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对。
【 言论|言论｜米特尔曼：现代大学的宗旨之争】有争议的问题
围绕纽曼和洪堡创建的早期宗旨模式的升级，至少有四个问题引发了争议。首先，极端保守主义者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发起了一连串的攻击，尤其是针对那些偏离传统知识讲授、拥抱非西方文明和多元文化研究的举措。其次，那些更具历史视角的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干预措施。第三个问题则强调了教育工作者未能有效传递大学的理论依据。最后一个问题是，对其他观察者和参与者而言，物质因素是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金钱的关联已经引发了不同角度的广泛评论。
受到芝加哥大学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哲学启发，学者们提出了一种极端传统的观点，强调他们所认为的永恒真理。这些真理被认为是西方传统的精华。他们把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人的鸿篇巨作放在首位，而不是环境。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继承了康德（Kantian）提出的人类命运相连的概念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Norton， 2006).，施特劳斯学派则与阿皮亚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认为历史和文化对西方文明的贡献是仅次于指南针的里程碑式贡献。
基于施特劳斯的基本原则，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提出了一个悖论：学校进行的开放教育消减了对道德和理智做出果断判断的能力，并导致了思想的封闭Allan Bloom，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86); cf. James H. Mittelman， “Opening the American Mind：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2， no.1 (March 1989)：52-58.。罪魁祸首正是对不同价值体系和混乱文化标准的宽容。布卢姆发现，新学科和新院系的出现是政治和经济衰退的象征，因为以往被大学拒之门外的知识得到了支持，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布卢姆认为，这种趋势是一种知识性的错误，其根源在于大学缺乏目标。学生们并未受益于过去伟大先哲们的经典著作和思想。
施特劳斯的信念深深地影响了像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等一批受人爱戴的教授所讲授的课程，也影响了其他崇拜者的想法，如《评论杂志》（Commentary magazine）的资深主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创刊编辑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一些施特劳斯和布卢姆的思想继承者已经将他们的反相对主义（anti-relativist）哲学运用到学校的课程中，使得这些经典著作成为学术课程的主要内容。
其次，更具历史视角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忽视推定的真理，而在于未能运用长时段历史方法进行思考。人们可以向各种文明所创造的经典著作表达敬意，同时也可以从历史回顾中受益。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见解可以在雅典（Athenian）城邦的背景下加以解读，因为这里的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之间存在特殊的等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中有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追求从非历史角度解读开创性著作。多年来，正如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所报告的那样，天平已经向狭隘而快速的回报倾斜，偏离了历史变革的大趋势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32.，这种趋势包含了历史的起起伏伏，支撑了当下事件的走向。学术项目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掌握应对世界当下面临的问题和长期转变的具体方式。
第三个立场是，信息传递系统存在偏差。罗林斯是一位古典主义学者，曾任爱荷华大学、康奈尔大学校长和美国大学联合会主席，他长期为高等教育奔走游说。他发现，大学在争取公众支持时存在一种缺陷，学者们主张机构需求和希望的方式缺乏说服力Rawlings， “The Biggest Problem Confronting Universities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6.。教育工作者在传达大学宗旨和计划方面做得还不够，应该更加重视如何向决策者和公众说明大学的作为和我们对社会福祉的贡献Rawlings， “The Biggest Problem Confronting Universities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6；作者与亨特尔的电话讨论内容，2012年9月20日。。此外，罗林斯和为大学代言的其他人士呼吁教授们向学生，尤其是本科阶段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教育。这是一个事关课程内容的问题，包括现在的学生如何学习，以及课程之间知识的整合。
的确，大学应该变得更好。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无法说服大学财政的负责人们和广大公众为大学的运营充分支持呢？毕竟，许多高等教育机构本身就设有传媒学院或传媒系。况且，大多数大学都聘请了擅长信息传递的媒体和营销专家，这些“信使”理应成为大学使命的火炬手。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在1918年就回答了上述问题，他的答案在今天依然适用。凡勃伦指出，就本质而言，许多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是“模糊的”。他认为对“门外汉”而言，大学的工作是“看不见的，停留在幕后”Thorstein Veble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 Men (New York：B.W. Huebsch， 1918)，139.。我相信，他的意思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元素并不显眼，因为这些元素是由学术团体内部各种质性思想交流构成的，时常发生在走廊和咖啡馆之类的非正式场合凡勃伦认为，硬件设施和物资设备是吸引注意力的可见要素。在今天的美国，这些元素包括了奢华的设施，如豪华住宿环境、高档健身房、零售店，甚至水疗中心，这些都有助于收取高昂的学杂费。当然，互联网也为高等教育的有形和无形方面带来了关注。。如上所述，这些交流可能在将来具化，而非即刻兑现。但是，如何回应对问责和合理支出的要求，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这个问题引出了第四重考量——资金。学术价值和金钱目的的相关性是一个特别令人困扰的问题。甚至在凡勃伦之前，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就已经注意到，智力的能量常常指向物质的回报。他承认大学需要收入来维持办学（图书馆、设备、工作人员等等），但却承担着“学术唯物主义”的风险John Dewey，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vol.2，1902-1903， ed. Jo Ann Boydson (1902;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6)，62.。他对财政压力如何侵蚀大学理想的告诫让人踌躇：
一个机构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在可能会是一份大礼，远非展开一项新的调查或培养一名年富力强的教师可比拟。机构依据表面的物质繁荣来排名。……想象力或多或少被这股思想力量所左右，模糊而有力；金钱带来的可能性点燃了人们的热情John Dewey，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vol.2，1902-1903， ed. Jo Ann Boydson (1902;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6)，62-63；另请参见Joan W. Scott， “Knowledge， Power， and Academic Freedom，” Social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76， no.2 (Summer 2009)：451-80.。
物质因素不仅占据了知识分子的想象，而且在重新校准大学宗旨方面存在风险。实际上两套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矛盾关系，一套基于市场逻辑，另一套基于学习的内在价值。前者是一种资本积累的风气，源于货币价值膨胀的压力；后者是一种知识积累的精神，以发展思维为纽带，主张纽曼所言的知识本身即为目的。二者能否合并起来？一来，两者都要求问责制；再者，尽管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必相互对立，但稀缺的资源和偏向市场规范的政治理念的抬头都需要做出艰难抉择。所以，不同类型的宗旨的确可以合并，但是其结合并不是天衣无缝的，问题在于，在结合体中，哪一套价值体系和谁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
如果物质思维渗透到大学里，那么危险在于将大学视作是一项在“顾客”和招生“管理”中建立“智力资本”的“产业”。在这个习语中，毕业生和学位都是“产品”。这种说法强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学生是消费者”和“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样做的风险在于错误估计了大学在激发心智、传承知识和培养品格方面的价值。陷入货币化的叙述而牺牲了持久的知识价值，会加速大学使命的转变。对这一行动采取批判的态度，其回报在于以共同梦想的形式来应对集体的幻想。其目的不仅是要解构普通知识，而且要对其进行重建并提供具体的选项。
因此，在大学宗旨的万神殿中，批判性推理是指揭开既定“真理”的面纱关于质疑权威在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和促进主动学习，参见Henry Giroux，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New Dark Ages， ed. Maria Nikolakaki (New York：Peter Lang， 1998); Paulo Freire，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trans. Donaldo Macedo (South Hadley， MA：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 1985);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 Myra Bergman Ramos (New York：Continuum， 2002).。这是一个宽泛的术语，需要承认和打破正统观念。尽管这种反思的过程可能令人不安，但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怀疑和揭示真相。这种思维的锻造赋予了对传统知识的理解，并试图构成一种新的常识。
作为批判思想家，杜威认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目标取决于民主教育，更关键的是让学生浸润在民主环境中。他认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具有公民道德的优秀公民——为民主生活做出贡献的道德公民这种观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涂尔干的《教育与社会学》。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Ernest Bark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251-300; mile Durkheim， Education and Sociology， trans. Sherwood D. Fox (New York：Free Press， 1956)，61-90.。杜威还强调，大学是一种由质性的人际互动构成的社会体验。教育是民主的组成部分，需要“社会调查及传播其结论的自由”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 1927)，168; Daniel Dye， unpublished background paper， February 14，2012.。杜威作为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1915年成立）的创立主席，声明协会宗旨是帮助组织教育界坚守重要原则和利益，他坚持认为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是以学术自由为前提的，号召教授们捍卫学术自由。扩展一下杜威的推理，即市场价值观不同于核心教育价值观，市场价值观使得数量成为资本概念，并维持了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商品保护来抗衡竞争对手。
杜威所谓的“学术唯物主义”（academic materialism）也关乎治理问题。善政必须问责。因此，私营企业的标准被写入法律，接受行业协会监督，嵌入行为准则中。当商业实践违背法律和道德规范时，有时会采取强制措施。原则上，大学应努力践行杜威对民主治理的信念，这一点在反希特勒战争之后尤为重要。大学以自治为荣：同行评议、严格的任期、晋升程序、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学术项目方向的决策特权等等。但是，学术是否应该免除类似于工程、医学和法律等其他领域所接受的公众监督？公众向政府纳税，政府反过来又直接或间接向公、私立高校拨款。那么为什么把大学视作一个特例呢？
责任问题必然是一个监管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一些分析人士和公众人士认为大学表现不佳时，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对这种担忧的一种回应是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已经由认证机构和审计机构等实体机构负责，如果发现标准不严，这些机构拥有追索权。另一种回应是，尽管大学的教职工有时会犯错，但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意味着允许他们犯错和寻求自我纠正，这比外部政治控制知识分子的探索自由和表达更好。此外，由于大学不再严格地甚至是不再集中在一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办学，政府无法充分控制大学的所有活动。依托新技术，开放大学可以开展跨国界的远程项目。在线大学则不需要在特定的地区开设实体校园。
大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企业的决策技术，像跨国企业一样运作。跨国企业追求利润，而大学原则上追求知识，但企业也投资研发，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大学以营利为目的；另一些大学则成为营利性事业的大本营或合作伙伴。此外，公立和私立大学都从营利性企业中获取收入，其形式包括企业捐款、政府提供的助学金和奖学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税收减免部分抵偿了MBA项目和其他高管培训项目的成本。
正如大学之间存在不同，跨国企业当然也不尽相同。但这两个体系都在一个以不稳定和不安全为特征的全球环境中运行。在这个舞台上，资本家们在企业和学术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他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对大学来说，可以采用分校制或双学位制的特许教育形式；对跨国企业来说，可以采用子公司和合资企业的形式。为了寻求规模经济，这些参与者结成联盟：大学合作伙伴关系、企业联盟和大学—产业联动。与学术生活密不可分的另一组合绝不能弄错：“不出版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这句箴言后紧跟着“不结盟就出局”（partner or perish）的告诫为了表明这些合作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南非一所大学的副校长将这种说法转换成了“毁灭的伙伴关系”。参见Gibbons， “Higher Education Relev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55。。
上述模式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全球经济对大学的影响，这样说并不为过，以免招致简化论的控诉。必然，财政一直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战争对人员、资金和运营造成严重影响时。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市场作用在大学事务中不断扩大。随着跨国网络的日益普及，学术市场的拓展和深化被冠以“商业化”“商品化”“法人化”等称谓。尽管赋予这些称谓的含义各不相同，但其传播者很容易就能看到参与全球市场的收益和成本Sheila Slaughter and Larry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anley Aronowitz， The Knowledge Factory：Dismantling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and Creating
True Higher Learning (Boston：Beacon Press， 2000); Bok，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Sheila Slaughter and Gary Rhoades，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Markets， St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bert A. Rhoads and Carlos Alberto Torres， The University， State， and Marke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America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rry Eyres， “Inspired by a True Amateur，”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13，2013; Jeffrey J. Williams， “Deconstructing Academe：The Birth of Critical University Studies，” Chronicle Review 58， no.25 (February 24，2012)， B7-8.。
在收益方面，教育全球化可以将人们从地方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并使人们对确定性产生怀疑。对先进技术、信息搜集以及新知识来源的渴望，正促使大学对自身重新定位。推进此举的不单单只是被理解为一个经济系统的市场，这样的市场运作概念太过狭隘，其实质性的解释需要扩充延伸。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的意识形态和抱负正在发挥作用。
如今，一些学生欣然接受市场，希望以知识型人才的身份进入市场，并为此做准备。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在一门名为“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的博士研讨课上，一位博士生在课程评价表上只写了一句话，“这门课不太有市场”。起初我对这条看似令人费解的评论感到惊讶，因为14周来我们阅读和讨论了若干重要概念——关于什么是社会的纽带以及为什么某些社会会被撕裂，囊括了马克思（Marx）、韦伯（Weber）、杜尔凯姆（Durkheim）、福柯（Foucault）、赛义德（Said）、斯皮瓦克（Spivak）等人的观点。但仔细一想，这句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位学生到底在说什么？我很抱歉让他失望，也意识到一个人的反应未必能代表一个同伴群体的观感；尽管如此，我把他的批评记在心里，也反复琢磨着这个观点。这条评语反映出学生需求和愿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相关性是否被解释为解决问题的应用形式，而不是基础的、好奇心驱动的学习？向有用的知识和当代性倾斜，而不是基于历史的分析？物有所值的道德观？消费主义文化？高等教育水平的内隐标准越来越多地预示着一支以创业价值观为导向的知识型人才队伍，与教师的创业精神保持一致参见Matthew M. Mars， Sheila Slaughter， and Gary Rhoades， “The State Sponsored Student Entrepreneur，”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9，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8)：638-70。。这个观点的内含远不止职业愿望和金钱动机，或许，适销性（marketability）这个概念包含了关于大学应如何获得成就的多维度、广泛共识的思考方式。
大学在其战略计划中阐明了他们想要达成的正式目标。战略规划是一个机构追求地位、声望和收入的雄心壮志的缩写。这一行为宣告了大学的宗旨，混合了旧的和新的、连续和不连续的使命。传统使命并没有消失，更确切地说，相对于不断上升的市场价值，传统使命正在衰落。这是一个趋于重新调整的不稳定配置。
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路·安娜·赛门（Lou Anna Simon）校长认识到了这一转变，她在给校友们的寄语中写到：
我们热爱我们的传统和周期性节律（seasonal rhythm），但我们也被那些正在融合的、重塑高等教育格局的力量所鼓舞。密歇根州立大学必须勇于独树一帜，因为我们将成为一所定义21世纪赠地使命重要性的大学Lou Anna K. Simon， “Presidents Message，” MSU Alumni Magazine (Fall 2013)：3.。
显然，赛门校长是在校园中最古老建筑之一的莫里尔大楼（Morrill Hall）被拆除后不久写下了这段话。该大楼的前身是1899年建成的妇女大楼（Womens Building），并以1862年《莫里尔赠地学院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命名，该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至关重要详见第四章。。尽管密歇根州立大学（美国第一所赠地学院）的校长并没有清晰阐述高等教育“正在融合的力量”，但她概述了她的倡议。以“大胆设计”为旗帜，这些倡议旨在将密歇根州立大学置于创新前沿，推动“高绩效”运动，并计划通过使用前沿技术来改变教育经历。从现在人们谈论高等教育的方式来看，这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这段话本身构成了认知格局不断变化的一个主要特征。
对于决策者来说，重构机构使命和战略的表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说服利益相关者支持政策的一种方式。在大学活动中定期重申这些使命和战略是建立共识的一种方式。这让现代大学从其公开宣称的民主公民意识、批判性探索和学术自由等优先事项向其他价值观的转变变得合理。
严谨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过去的40年里，市场逻辑已经超越了学术—科学逻辑本段中的信息来自伊丽莎白·伯曼的著作，参见Elizabeth Popp Berman，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How Econo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8-9，11，39，44.。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尽管在冷战时期也出现了人造卫星太空竞赛，但市场逻辑在纯科学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有限。人们当时认为科学知识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内在价值，而不是作为私营企业的工具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教师创业等源于市场逻辑的新实践愈发普遍。关于这种转变，伊丽莎白·伯曼（Elizabeth Berman）在她的书中追溯了“这种通过市场实现科学价值的观点”的上升轨迹Elizabeth Popp Berman，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How Econo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9.。相信科学可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实际问题，这种信念成为一种趋势。一些明显的迹象是，人们愿意为生物技术、专利、研究中心和科技园区的成果付费。在政策制定者中，创新和公私合作成为关键词。
继工业社会之后，信息资本主义的出现为科技进步适应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决策者认识到，信息和技术的全球流动是全球化的关键特征，并试图顺势而为。在20世纪的后25年中，政策精英们构建了“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叙事框架。1996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宣布世行将发挥“知识银行”的作用。世行在沃尔芬森任职期间资助了大量研究并一直延续这一做法。“知识银行”以大量论文集和大数据集的形式生产和传播知识，以迎合亲市场化的全球化项目。其重点是降低监管壁垒，促进跨境贸易，包括受到知识产权限制（偶尔也由知识产权促成）的科技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尽管这种限制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冲击。教育行业也受到了这种经济改革的影响，实际上，教育是经济改革的核心领域。
改 ???革
为了适应全球化，一所又一所大学进行了高等教育改革。新知识和技术驱动型产业成为全球化经济的支柱。大学与企业、国家政府、全球治理机构等其他知识生产者和技术人员联结成了网络。在这个跨越国界的认知网络中，一些合作或互动在线上举行，一些则在大学校园内的研究中心和培训项目实地进行，这些工作都力求创新，融入到大学的全球化进程中。
为了使大学更具创新力和全球竞争力，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系统纷纷进行改革。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希望推动教育政策更有效地运作，效率本身与时代精神的其他转变有关，即知识对经济和社会愈发重要；大学对于培养形成全球秩序所需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至关重要。大学是这一秩序的支柱，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大学的实力。
一些学者强调全球教育改革的共同要素，提出了“全球教育改革运动”（Global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Sahlberg， Finnish Lessons， especially 99-106; Andy Hargreaves， Teaching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Education in the Age of Insecurity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3); Andy Hargreaves and Dennis Shirley， The Fourth Way：The Inspiring Future of Educational Change (Thousand Oaks， CA：Corwin， 2009).萨尔伯格（Sahlberg）赞同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及丹尼斯·雪莉（Dennis Shirley）在著作中提出的观点。。这是一项非官方议程，借鉴了企业部门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比如数据驱动的绩效评估和问责制的量化指标。该议程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公共服务分权并行，并实现了课程的同质化。这种跨国运动缩小了国家政策制定的范围，向私营企业的逻辑和运营方向看齐。企业慈善事业、双边资助者和全球治理机构的激励手段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Sahlberg， Finnish Lessons.。
进行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的设想似乎是可行的，因为这些变革正在进行，而变革本身自然也会受到国家和地方差异的影响。但也有其他的观点，内罗毕非洲社会与治理研究伙伴关系（the Partnership for African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search）的执行主任、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前项目干事塔德·艾纳（Tade Aina）呼吁转变改革的主题Tade Akin Aina， “Beyond Reforms：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3， no.1 (April 2010)：21-40.。他认为非洲的高等教育转型已经超出了改革的范围：“尽管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干预措施和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今天的非洲高等教育仍由缺乏明确价值观和目标的机构、系统和实践组成，或者说缺乏将其与本土和全球背景下的主要挑战联系起来的使命和愿景。”Tade Akin Aina， “Beyond Reforms：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3， no.1 (April 2010)：21.艾纳关于改革范围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些改革关乎教育领域内的结构调整。
同样，人们必须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改革，而非单一的全球教育改革。社会哲学家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区分了改良派改革（reformist reforms）和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André Gorz， “Reform and Revolution，” Socialist Register 5(1968)：114-43.。改良派改革是对现状进行微调，并将其合理化。这些修正措施由上层发起；改革是自上向下的。相比之下，结构性改革则是动摇现行体制。高兹认为，结构性改革是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一种改革是局部的改革；另一种改革则更全面的改革。当渐进式的改良主义无助于解决问题根源时，结构性改革有望从根本上将问题解决。
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经验，高兹的构想可以加以拓展。首先，无论改革的范围大小，两种改革都不是一个整体。改革是先出台，再细化，后修正，有些改革还被写入律法。改革是链状的，有若干连接点。因此，可以将高兹描绘的两种改革类型结合起来，而不在两者之间划出过于明显的界限。
教育工作者可以发起能推动其他领域改革的改革，使参与者之间达成新的力量平衡。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上下两方，也来自于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要想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改革带来的矛盾。
矛 ???盾
在一定程度上，大学需要与知识环境相契合，但泛化的改革可能会导致其宗旨和使命的偏离。从全球化力量中获益和赶超竞争对手，大学间的争夺战要么与他们追求知识的承诺保持一致，要么与之背道而驰。
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当柏拉图区分智者和当权者时，他指出，前者很少有权力，后者很少有知识。柏拉图的理想是让他们彼此独立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 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29，262ff.。在我们这个时代，追求知识的阻力不仅是压倒性的权力，还关系到学术自由、自治、治理和文化。这些价值观、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冲突都与不同职权领域的权力争论有关。
在实践中，政治官员利用职权授权全球商业交易等跨境活动。然而，松散的边境线会招致问题。毫无疑问，这是911事件的一个教训，使国家主权在国家安全与移民相关领域中得到重申。这些领域的某些政策（如签证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大学在招生、聘请明星教师和引进杰出管理人员方面的努力。
尽管大学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可能是地方性的，但随着大学将其核心使命扩展到国际化工作，这种不和谐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将本土和全球参与联系起来的工作经常采取合资经营的形式，其中许多是跨大陆的项目。例如因此邻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与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共同开办的联合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MBA百强排行榜中位列第一。其校友在毕业三年后的平均薪资最高，是最具国际化的人群之一，他们在职业发展、工作经验和目标实现方面的排名进入了前十Laurent Ortmans， “What Makes an Excellent MBA?” FT Business Education， October 21，2013.。
跨国MBA课程是特许教育的主要例证。学习者在一个国家，学位授予机构在另一个国家。这种合作可能存在于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如前所述，这两类大学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合作的基本概念包括双联课程（twinning arrangements）、联合培养或双学位项目（joint or dual degree programs）、分校（branch campuese）和区域教育中心（regional hubs of education）。
很少有国家袖手旁观或任由这种趋势发展。它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不容忽视。许多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对外政策被称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战略”。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时，一些像新加坡政府这样的行动派，比其他国家更谨慎、更适时地思考了如何参与教育全球化的问题这一过程正在催生一项蓬勃发展的咨询业务，专门设计高等教育全球化战略。这些咨询专家们借鉴了许多大学在全球化中的经验，针对所服务大学的特定环境量身定制战略计划。他们的介绍大多展示一系列数据和复杂的技术。然而，在与海外大学的协议中，咨询专家们往往没有将两项关键内容包括在内。一项是关于学术诚信的指导方针，特别是在不同环境下的跨文化合作中尤为重要。另一项是谅解备忘录的关键条款应该是附有终止合同条款的退出方案，这些规定应当考虑到提前终止的理由。此外，许多国际化战略的缺点是缺乏一致性。通常，它们由一份包含多项活动的列表组成。标题可以被包装成“增强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建立新的国际伙伴关系”“提升全球影响力”之类的短语，而无需认真思考与校本部历史、学术重点以及正在进行的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简而言之，现行策略主要是提供附加服务，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追赶竞争对手大学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项目的成功是通过数量来衡量的，比如海外教育中心的数量。最后，对“回流”（即25年后海外大学不再需要或不被需要的情景）的前瞻性思考也是需要的。。
为了优化在知识产业中的地位，新加坡2002年启动了“全球校舍”（Global Schoolhouse）计划参见Kristopher Olds， “Global Assemblage：Singapore，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Education Hub，’” World Development 35， no.6 (June 2007)：959-75; Ka Ho Mok and Kok Chung Ong， “Asserting Brain Power and Expanding Education Services：Searching for New Governance and Regulatory Regimes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The Emergent Knowledge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Asian Perspectives， ed. Deane E. Neubauer (London：Routledge， 2012)，139-60.。在对其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多次评估以及到海外考察探明最佳实践后，新加坡确立了一套改革程序，旨在提高其人力资源质量，开发利润丰厚的教育市场和吸引外国知识型专家（foreign knowing experts）。最初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选任国际知名学者和企业高级官员组成国际学术顾问团（International Academic Advisory Board），协助政府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Business）合作，建立一所新的私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与当地公立大学竞争；给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以使其承担更多责任。
此外新加坡还采取多项举措以推动新加坡成为国际教育中心。这些举措包括增加了新加坡本土大学和知名海外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盟数量。尤其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创办的创新研究生学位项目（innovative graduate degree programs）和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已经引发世界关注。新加坡的做法是与海外知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简言之，新加坡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制定连续一贯的全球化战略和协同多方参与者。
虽然新加坡在高等教育领域比大多数国家更为审慎，但其经验表明，国家角色和监管环境正在发生转变。当国家作为市场力量的推动者时，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则上，大学致力于开放性的探索，全球化也同样致力于开放。但一个是关于自由表达，另一个则是关于自由市场。在这种关系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而且是显而易见的。
大学维护学术自由的承诺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抽象的James H. Mittelman， “Who Governs Academic Freedo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8， no.4 (November 2007)：358-68.。虽然传统、成文和参数因环境各异，但学术自由的理念是建立在大学共同体成员的一系列权利和责任之上的。这些权利和责任是尊重他人尊严、批判性探索、异议的重要性，以及呼吁辩论和知识整合。而且，由于拥有学术自由，一些学者敢于直言质疑传统。我们有权认同或质疑已有知识并提出异议，包括令人反感的观点。然而，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包括在有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遗留的美国，学术自由仍然是脆弱的。如果学术界太过封闭，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就会下降。毫无疑问，与世隔绝的大学非常危险。应对之策是继续对外部团体的批评持开放态度，让学者们与公众互动。
大学开放的理念与营利性企业不同。跨国企业并不按照大学所承诺遵守的道德准则运作。当然，有一些企业赞同社会责任契约。尽管如此，企业希望员工开展的工作有利可图且避免公众争议。归根结底，企业是等级森严的组织，致力于创造财富推动创新，保持竞争力。许多企业都在促进边界开放和信息公开，只要这些安排都符合底线。
事实上，一些校企合作关系引发了严重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和孟山都（Monsanto，一家农业和生物技术跨国公司）谈判达成了一项合同，就一种被认为可以调节肿瘤生长的物质领域进行研究合作。这项商业交易带来的是开发抗癌药物的机会和23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当时，有人提出了疑问：这个项目是否会回避同行评审？专利知识和牟利会不会违反学术自由？这些市场动态对其他大学的合同意味着什么？Berman， 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 8.
近年来，寻求确保其在全球教育中的市场份额的大学在国外开设了校园。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一些海湾国家等都已向著名大学和博物馆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合作计划，以获得在东道国开办分支机构的许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拥有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卢浮宫（the Louvre Museum）和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的分支机构。卡塔尔的教育城（Education City）拥有康奈尔大学、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分校区。在推进这些项目的机构中，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一直是最雄心勃勃的两所大学。然而，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和耶鲁大学的校长卡尔·莱文（Carl Levin，现已退休）各自都遭遇了在威权体制下发展全球事业的阻力。耶鲁大学的教师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表达了对这些举措的保留意见。签名者们提到了对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担忧，包括参与到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 College）教授的自我审查Ian Wilhelm， “As Higher Education Goes Global，”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lmanac 59， no.1 (August 31，2012)：93; Jackson Diehl， “An F in Academic Freedom，”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2013.由于纽约大学蒂什艺术学院（NYU's Tisch School of Arts）的新加坡分院的前学生向法庭提起了诉讼，声称该分院未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因此，纽约大学在2012年关闭了该分院。。自由表达的气氛得以缓和，“禁止入内的标记”（outofbounds markers）还依然存在。
这类冒险事业很少正式确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参见本节段落6中引文的相关说明。。有关海外学术项目的兼容问题纷至沓来，不仅涉及直接的政治控制，还涉及对性别、性取向和残障等方面的人权限制。问题在于自由主义艺术价值观与控制学术自由的非自由主义制度之间的契合度。
围绕分校、海外学位项目、海外培训项目、咨询服务以及这些伙伴关系的财政影响的争论，基本上都与大学的宗旨有关。一些教师对议程和程序的不满则与学术特权有关。谁来决定修正一个机构的使命和全球抱负？虽然经常使用“协商”这个词，但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在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案例中，耶鲁大学的一些教师把这个根源性问题归结为大学治理的问题Karen Fischer， “What's in a Name? For Yale in Singapore， a Whole Lo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58， no.36 (May 11，2012)：A1， A22-24; Olds， “Global Assemblage.”。谁有发言权以及如何解决分歧？
对东道国而言，大学改革也会在文化保护方面造成矛盾。海外学生和教师数量的增加，在学术项目中使用英语，与国际教育框架接轨，这些都可能被视为边缘化。在一些地方，当地知识分子、议员和民间团体成员们声称，弱化对民族语言的强调会导致思想的控制。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在课程中使用英语就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引发了抗议活动。海外项目引入了语言，广泛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来，而它们可能与当地习俗习惯相悖，甚至违反法律，比如同性恋问题详见第六章案例。。而在东道国和输出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在美国，新兴的咨询行业“赏金猎人”（bounty hunters）向这些招生机构在海外招收的每一位付费学生收取佣金Tamar Lewin， “Schools Use Controversial Commissioned Agents to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May 13，2008; “NACAC Assembly Approves New Policy for Recrui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 (Arlington， VA， 2013)?? ， http：//www.nacacnet.org/mediacenter/PressRoom/2013/Pages/NACACAssemblyApprovesNewPolicyforRecruitingInternationalStudents.aspx (accessed October 8，2016); Stephanie Saul， “Recruiting Students Overseas to Fill Seats， Not to Meet Standards，” New York Times， April 19，2016.。这种可谓掠夺性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慨。这些改革的意外后果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大学基本宗旨的契机。
过去和现在
大学的宗旨不止一种单一的观点，这符合鼓励自由表达的大学精神。全球压力并没有使这种精神消弭，但改革的浪潮却威胁到这种精神。
进入21世纪，大学改革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深刻变革中进行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包括扩大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间，减少了基础领域的空间，尤其是艺术、古典语言、历史和哲学等领域。其风险在于今天的相关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不相关。而高等教育的空间毕竟不同于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其他空间，大学是用来形成思想、培养下一代和发展新知识的场所。一方面，大学必须分担经济停滞或衰退所带来的负担并适应时代的变化；另一方面，这种适应不必抬高金钱文化和过度竞争的价值，不必低估当地环境的重要性，也不必削弱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现代大学有三方面的存在意义：塑造民主品格、培养批判性见解和维护学术自由。在这个范围内，大学允许多元化，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办学目标。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有很多东西可以被说成是为大学的辉煌使命添砖加瓦的存在。但是，包容多元是一回事，而使命偏离导致高等教育机构目标混淆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些道路上行进需要更谨慎地思考航向控制。
在不断满足知识需求的同时，大学也在努力尊重学生合理的工作需求，将大学教育更有效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许多高等教育机构意识到，他们必须达成一种与自身背景相适应的平衡。显然，对学习的热爱和实践技能并不一定相互对立，两者都需要把好奇心视作发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发展高等教育的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够让人感受到纯粹的快乐。知识的快乐成为一种思维习惯。这趟旅程持续终生。2011年，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其内容证明了高等教育的回报。邮件的开头是这样说的，“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确信您已经不记得我了。我参加了1979年秋天您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讲授的当代文明课。”一位毕业生发给作者的邮件内容，2011年1月7日。通过介绍，这位几十年前的学生还提到他已经获得了生物学的高级学位，并在一家研究中心工作，他在那里担任一个实验室负责人。接下来，他讲述了我们当时的课程如何影响了他的世界观。“我还记得第一天上课时黑板上的两句名言：?弥涅尔瓦（Minerva）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降临时才起飞；哲学家们已经解释了历史，现在我们必须改变历史。”一位毕业生发给作者的邮件内容，2011年1月7日。
第一则典故摘自黑格尔（Hegel）的《权利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是指罗马智慧女神弥涅尔瓦和她的猫头鹰同伴，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暗示知识是具有回顾性的，而且只有当一件事件发生之后才能被理解。第二则引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第11条），是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力量决定思想和解释，他呼吁采取行动来改变正在发生的事件。学生们在课堂争论的这些段落之间的矛盾关系，引发了关于思想和物质力量关系的问题。后来韦伯在他关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的论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也对此展开过讨论。
通过面对历史性的辩论，毕业生们可以更好地树立自己的世界观。高等教育的成功不仅仅是精通伟大的文学作品；还在于了解自己在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就这封电子邮件的作者而言（他绝对是一位有代表性的毕业生），新生研讨会上的提问所激发的好奇心为他非凡的职业生涯指明了道路。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细细品味我们的课程内容。于我而言，这也使得大学成为一个工作胜地。
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是一个从事知识活动的舞台。如何像纽曼所说的那样，现在，要推动学生向目标前进可能需要依靠新技术等手段。但大学仍然是一个独特的空间，无论是物理的还是虚拟的。此外，鉴于世界问题的严重性，这个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宝贵”，这让人回想起爱因斯坦描述人文学科向年轻一代传递知识时使用的形容词与本章开篇的引文相同，参见Einstein， “Education for Independent Thought.”。
知识分子需要辩论和创造的自我空间。这个空间是批判性思考的避难所，不过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这些安全空间是新教徒们的港湾，是未来管理者们的家园。这些空间是教师和学生可以选择将他们的精力用于改变教育和社会的地方。但究竟是什么在改变大学？又是谁在引领大学改革？这是个问题。
选自《遥不可及的梦想：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第二章

文章插图

书名：遥不可及的梦想：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
丛书名：一流大学研究文库/“大学?知识?政策”译丛
作者：詹姆斯·H·米特尔曼
定价：78元开本：32
出版时间：2021年3月装帧：精装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页码：302??????????????字数：242千字
ISBN:978-7-313-24381-2
CIP：I.遥… II.詹…马… Ⅲ.高等学校－研究－世界 IV.G649.1
[内容简介]
如今大学已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然而，在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同时，高等教育机构正在偏离其培养公民、培养批判性思维和保障学术自由的核心使命。在提升国家和全球形象的竞争中，大学正在接受一种新形式的功利主义，一种偏重市场力量而非学术价值的功利主义。本书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对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并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帮助大学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环境中蓬勃发展。
本书追溯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覆盖面和影响力如何在“二战”后成倍扩大，以及市场主导的教育模式如何普及。作者以自己开创性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提供了三个案例研究——美国，是市场导向的教育全球化的典范；芬兰，是强势公共领域的代表；乌干达则是一个后殖民国家，历史上曾以公立大学系统为主，但现在越来越多转向私立大学系统。作者表明，除了一小部分富裕的、研究密集型的大学外，“世界一流”范式对所有其他大学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那些没有丰富物质资源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仍然渴望获得世界一流的地位。
本书适合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领导、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从业人员以及对高等教育领域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目录]
第一部分全球知识治理
第一章?大学的宗旨危机
第二章?现代大学的宗旨之争
第三章?改革的动力
第二部分案例研究
第四章?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
第五章?社会民主道路：芬兰
第六章?后殖民经验：乌干达
第三部分结论
第七章?多态性
第八章?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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