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性|交流观念的辩证对话与德勒兹褶子模型的意义

文章插图
夏维波 |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张凯媛 | 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
编者按：
交流是一个与人类境况紧密相关的话题，围绕这个话题也衍生了一系列的讨论。本期《交流观念的辩证对话与德勒兹褶子模型的意义》一文从三种交流观念的辩证对话出发，将德勒兹的“褶子”模型放在互联网、数字技术融合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回归交流目的本身，建构出一种“和谐交流”的新模型。
MEDIA CULTURE
目前，现代性造成的文化同质化、文化霸权导致的价值观复制、人工智能带来的信息全景监视、传播社会造成的“身体多血症”、虚拟互动导致的个体生命活力的丧失、科层制管理绑架自媒体的自主性等问题日益凸显，构成了“交流的无奈”新的症候。本文通过对当前交流观念中几个重要取向的梳理，立足互联网作为元媒介的可供性，吸纳德勒兹“褶子”及其“和谐”观念中的合理要素，试图建构一种“和谐交流”模型，以对当前传播中遇到的身体与心灵、自我与他者、媒介与交流、差异与共同体等关键问题进行整合性的思考。研究思路上借鉴延森的视角，即“从媒介转向传播”，回到交流目的本身。
一
对话/撒播模式的辩证对话：交流中的他者性
彼得斯对传播问题的关注是基于“关于人类境况的一种视野”，集中在“交流性”上，社会组织中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传播交流问题的关键。

文章插图
第一，不要试图建立“心灵融合”的观念，新的交流模型要尊重他者性。彼得斯认为，“同理心”可以成为道德霸权或意识形态，“同”的标准也可以是霸权；散播是“恕道”，是“和而不同”，是发现列维纳斯的“无限的他者”。在全球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同一性成为一种霸权，并带来无穷的矛盾，“现代性对话理论终将被它从基础上颠覆：对话的基础将不是‘心同理同’，不是‘交往理性’，因而对话也就不应是为了‘共识’、‘沟通’、‘一致性’，而是‘面对面’，让他者仍然是他者，差异仍然保持其差异。”
第二，“撒播”模式代表一种交流民主。彼得斯反对扭曲“对话”，推崇“撒播”的关键原因，是对“他者性”的发现、渴望和包容，对受众自主性的尊重、相信和呵护。彼得斯强调，交流从根本上说，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交流自我展示的样子就是要解决“语言、无限性、多样性”等难题，研究交流，就是“探究什么样的交流形式最适合人类的民主政治和道德生活”，大规模的民主制度需要规范性的、延伸和扩大的谈话和话语，我们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对各种符号的广泛撒播以及适情适景的交流。
第三，如何把握他者性与社会有机连结的统一。彼得斯首先批判了李普曼、伯奈斯和拉斯韦尔的“交流是舆论管理”的观念，因为他们在批判大众舆论无序化的同时把交流的霸权交给了“专家”；其次，批判了奥格登、查理兹认为交流是“语义之雾”消除的观念，因为它解决不了“我们周围狂乱的符号象征”；再次，批判了现代主义文学中“交流是自我城堡徒劳突围”的观念，它也没有给交流以出路。反之，他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的传统，他们认为交流是他者特性的揭示，在与他者的交流中见证自己的存在；同时肯定了杜威、米德、哈贝马斯等的传统，他们强调交流是行动参与协调。
二
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辩证对话：社会的互动交往
与彼得斯不同，凯瑞强调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合作、对话、仪式化的分享互动过程，并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他认为传播除了有信息传递功能之外，还起到“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建构并维系一个有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宽容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的功能。

文章插图
相反，基于传递观的传播行为正消解着社会的有机连结。数字技术制造了虚拟主体（身体），它可以服务于人们远程交流或建构意义，但也可以沦为商业利益操控的虚假交流。在虚假交流中，精神分析发现的镜像误认和裸露癖、窥视癖问题以及鲍德里亚批判的超级真实问题是存在的，虚假交流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建构虚假意义，数字消费神话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表象存在。数字化交流中个体与虚拟主体建立一种什么关系，人们通过交流互动要实现怎样的目的，这是“仪式观”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三
天使/赫尔墨斯观念的辩证对话：中介性与物质性
建立一个服务于交流目的的传播模型还要考虑到媒介观的问题。天使和赫尔墨斯隐喻两种媒介意象，天使是圣言的传递者，是“纯净体”，赫尔墨斯则是一个狡诈的使者。
彼得斯是从批判“天使学”传统角度思考媒介性（中介性）问题的。因为天使只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是无害的，这导致了彼得斯对媒介和身体等中介的宽容。他认为媒介本身只是一种中性的技术，交流的困境主要是技术应用造成的，媒介批评的重点是政治经济因素及其固有倾向。
纯洁天使在德布雷这里变成了恶人形象赫尔墨斯。他认为“世上没有纯洁的介质，也没有无痛的传输”。德布雷把媒介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与“中介”的结构化背景中去观照，对“传播社会”的问题进行了批判：一是伴随着媒体刺激和新信息交流技术的爆发，传播慢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消费社会”被重新命名为“传播社会”；二是传播社会“在空间征服上具有越来越完备的现代性，而在时间掌握上却越来越衰弱”，信息得以传播，文化却不能传承；三是传播中的身体正导致一种“多血症”，造成真实身体的文化死亡，甚至一些文化的死亡。
基特勒明确指出媒介具有物质性，媒介不是为了回应人类的身体——感官的需求，相反会对人类的“感知和器官造成压倒性的影响”，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在于建构权力话语和社会网络的意义。克莱默尔的“媒介性信使模型”强调媒介的“中介性”，媒介占据时间一维和空间的三维之间的第三个位置的“居间”，作用是使事物“能够被感知”。
四
新和谐和媒介融合
传播观念之间的对话揭示了现代传播的关键症候与渴望，但彼此之间及其与当下媒介环境之间需要整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从德勒兹的“褶子”模型获得启发。“褶子”是在莱布尼茨单子论基础上，结合巴洛克空间建立的一种本体论或哲学宇宙论“新和谐”模型，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媒介融合为褶子模型转变为一种交流模型提供了可供性。

文章插图
德勒兹
弯曲折叠与传播中身心关系、心媒关系
德勒兹把褶子看成世界万物最小实体和存在形态，构成世界和万物，变化弯曲是褶子的特征，“弯曲折叠”是物质与灵魂、物质与物质、精神与精神之间穿越的“密码”。
褶子关注了交流中身心和谐问题。德勒兹把莱布尼茨单子的封闭结构，改造成巴洛克空间结构，这个结构分成两个层次：上部分是精神之褶，下部分是物质的重褶。精神褶子与物质重褶都可由小褶展开形成大褶，由模糊形成形体，精神褶子与物质重褶振动相似，并因此操控着重褶，形成一致乃至交往。褶子的精神和身体的相互折叠结构对于建构交流中身心关系有重要意义，它可以避免对人内传播的简单化理解，同时也可以纠正具身传播研究中单纯的身体主义倾向或狭窄认知主义的路径。
【 生成性|交流观念的辩证对话与德勒兹褶子模型的意义】褶子启发了对交流中身体和媒介关系的思考。褶子的双层结构既是身心关系也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个观念有助于认识媒介融合和媒介可供性的动因。媒介（无机体）是身体（有机体）的延伸，媒介的可供性可以理解为无机体的弹性，它要服务于人和社会的“创造力”，但无论是媒介可供性还是身体创造力，都是受精神的褶子控制的（从属）。媒介不再被视为形塑身体的中介，二者都是生命内在性生成的现实。
褶子的生成性与交流的意义
德勒兹用褶子考察了生命的内外部交流关系，他认为，“主体化是由褶皱而产生”。褶子本质是生命的内在性和生成性，用来抵抗被主体化过程。褶子的折叠、展开、再折叠的运动，构成生命不断疆域化、解疆域、再疆域化的双重运动。“主体化”就是褶子向内折叠的过程，“解疆域”就是“逃逸”，就是褶子向外折叠的过程，就是一种再生成。
褶子的生成性启发了关于交流意义和模式的思考。首先，交流的意义在于生成，借助怀特海的“事变”和“攫握”（把握）概念，德勒兹认为交流是在褶子世界中的一种“攫握”，欲望获得新生成的条件是“事变”，事变就是褶子，就是弯曲。互联网世界可视作德勒兹的充满褶子的世界，它充满弯曲和变化，每个节点都是一种折叠，每个连结都是一种展开，搜索引擎技术服务了个体攫握的方式。在交流中个体都充满渴望，每个“事件”都是一个“奇点”，个体在交流中不断生成，不断面对新的可能，生成性回答了交流的目的。

文章插图
其次，交流中的“自我”与“他者”关系。交流经常会处于萨特所满足于表明的状态——我是主体时，他人变为对象，而我本身成为对象时，他人才变为主体。德勒兹认为，我们会展开他人种种表现的可能性，语言是使之获得实在性的重要手段；我们认为互联网为交流中他人的存在提供物质可能，数字媒介“扮演着独特资源的角色，它实现了交流的话轮转换（turn-taking），并使得传播向其他的社会交往转变” 。
再次，交流中心灵和拟像的关系得到肯定。德勒兹反对柏拉图将影像与真实对立的观点，认为拟像就是真实。当下的数字读写、数字影像、网络直播、粉丝参与等可以理解为现代人的一种内在性的生成方式，甚至可以理解为现代人试图突破某种辖域化的逃逸行为。当然，这也面临着再辖域化问题，知识文化和欲望机制也可支配技术形成外部压力，这是福柯的褶子的内折问题，如果粉丝网红行为是被这种异化力量所控制，生命内在性的创造和生成就会遇到心灵内部不和谐的痛苦，在褶子的新的事变和攫取中会产生新的解域。
和谐模型与交流模型
塞尔认为，“一与一及多与多的关系使一与多及多与一的关系得以完全”，个体内部、个体之间和个体与世界的不同和谐关系，呈现了不同的交流模型。
首先，既定和谐下的交流。和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莱布尼茨所谓的“自发性”，为了从构成世界无穷曲线的一个部分里获得和谐，每个单子都在它所包含的全部世界上进行拣选。二是单子之间的合奏，由于单子的内在性、时空关系不同，明白或昏暗的情况便不同，他们构成了共存和连续的秩序。这种“既定和谐”可以作为“传递观”充足理由的隐喻，它把单子分为理性或蒙昧的等级，单子之间交流过程是有矢量的，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一个“前定的和谐”。
其次，巴洛克式的和谐遭遇危机，新和谐正在出现。从交流角度看，“新和谐”可以消解传播沦为传递的风险。褶子是一个新的交流模型，传者和受者是平等的，既强调传者的积极攫取，也像撒播一样强调受者的主动选择。这种攫握是一种积极的游牧者的姿态，在信息超载、数字茧房和组织传播绑定的自媒体传播等层层围堵中，只有这种游牧者的姿态才能突出重围，它为被多种文化权力折叠的个体，提供了一种逃逸态度和姿态。褶子具有自足的内在性，不缺少客体，也没有固定的主体性，不断攫取的本性是为了不断的生成，褶子论为面向“撒播”和“仪式观”的交流赋予了游牧者的精神姿态，它让个体在媒介和文化丛林中不断突破固化的自我，创生积极的文化。
再次，从“多”到“一”是生成性、可能性的世界模式。对“多”的生成不是混乱，“多”背后有一个大写的“一”，“大写的一”是生命的潜在性、可能性，“多”是“拟像的生产”。新巴洛克艺术虽然失去共振的和谐，但其背后大写的“一”没有变化，只不过转换成了“一些新的折叠和新的包裹”，这是一种“新和谐”。
“新和谐”把莱布尼茨的观点颠倒过来，构成一种基于可能性的、生成性的世界模式。就褶子的外部机制而言，“多”不再受制于既定的“一”，“多”成了真正的自主的、创造的实体，只统一于生命的内在性这个大写的“一”。就褶子的内部机制而言，精神小褶通过微分机制从昏暗不明过渡到明白，物质小褶通过感觉器官形状逐渐清晰起来，混沌的“多”过渡到明白的“一”。“新和谐”使一个固定封闭的世界生成了多个可能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发展的元模型。
结语
交流即生成，即可能。交流观念的建构应是为这个目的，传播研究也应借鉴这种姿态。迪兹、克雷格等认为应在传播的多元话语中建立一个基本模型，立足一个能为其他学科提供解释的“传播视角”，关注“内心世界、外部世界、社会关系、表达方式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的过程相互建构的，这种建构被描述为传播自身最好的解释”。同时，它是一种“元模型”和“对话辩证统合体”，既保持不同类型传播理论的互补性和张力，又将传播学建构成一个统合的领域。延森认为传播实践和传播研究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两种“启发思维的制度”，发挥着吉登斯所谓的“双重诠释”的功能。把“褶子”转化为互联网语境下的一种交流模型，便有这样的意义，当然它也并非十分理想，比如它要进一步完善对社会连结和共同体建构合理路径等问题的诠释力。
MEDIA CULTURE
编辑：肖潇
审核：曾一果张爱凤